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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蕡

2013-10-10 20:01  兵马俑在线  字号:T|T

刘光贲(1843-1903),字焕唐,号古愚,陕西咸阳天阁村人。出身于没落地主阶级家庭,幼年丧亲,家境贫寒,白天卖饼,夜间为人推磨,过着生活常常不继的日子。然而,少有大志的刘光贲却最爱读书,他跑书摊,寻书馆,好学不休,如饥似渴地苦读孔孟儒家经典。而且“论史谨严”、“识高义远”、“治经精透”,除通晓经史之外,还通音韵,知天文、懂数理,是当时关中甚至西北负有盛名的大学者。

关学学者

出生于“关学”之乡的刘光贲,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关学创始人张载以及冯从吾、吕泾野、李二曲等关学先辈颇为敬仰,受关学思想很深,这对他一生理论与实践活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曾入府学,肄业于关中书院。32岁时刘光贲始为乡试举人,其后因会试进士不第。便铭记横渠先生名言“熟能少留意于科举,相从于尧舜之间”便绝意仕途。他在应考期间,从省城到京城,亲眼看到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签订的许多丧权辱国条约。他痛切感到“中国以后将时时与英德等国相周旋,专求旧学,不足以维护中国之局”,“中国唯变法不能图存”。他的学术改革主张和教育救国思想亦更加坚定。与此同时,刘光贲通过他的弟子陈涛、李岳瑞等联络介绍,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取得联系,经过来往交流,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希望。于是他倡议废八股,习算术,立新学,举实业,培养新型人才,与康梁变法运动相呼应。把自已维新改革的主张贯注于教育内容之中;倡导新学、实学为主的教育实践活动。他认为“西人之学,皆归实用”故而民富强“中国之学,虚而不实”故而国势贫弱,国家要富强,必须“痛改故习”讲求实学,学以致用。他在任味经书院山长(校长)时,在书院内设时务斋,讲求实用之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向陕西学政赵惟熙提出了“崇实学”、“预教训”、“习测算”、“广艺术”的十二字革新教育的建议,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亲自创办崇实书院,以讲求实学,培养实用人才为宗旨。

刘光蕡

在讲求实学的办学方针下,他大胆革新书院传统的教学内容,开始与长安举人著名关学学者柏景伟创办“求友斋”,除讲授经史之外,就开设了天文、算学、时务、地理等新学课程,后增设西学内容。特别重视算学,他认为“西人富强,以制造奇精,原本算术”。在他的倡导下,书院刊刻了《梅氏筹算》、《平面三角举要》等数学著作,并在书院设立售书处。同时还研讨西方国家富强之术和国内现状,以西方各国史地、政治、语言,而且还开设兼学、电、化、医、矿诸学。把崇实书院初设“致道”、“学古”、“求志”、“兴艺”四斋。最后并为“政事”、“工艺”二斋,更加重视格致、算学、制造、英文等,传授了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

刘光贲为实现其教育救国主张,除了在书院执教以外,又会同地方官员在关中储粮借款,积资办学。在咸阳、扶风、礼泉等地设立义学多处,更可贵的是他节衣缩食,将自已微薄薪俸的一部分积累起来“躬设义塾数百所”,并在三原建立了“励学斋”广泛吸收农工商子弟入斋学习新学课程。同时还主张广开民智,遍设乡学,普及民众教育,学风提倡无门第之分,他批判当时国民教育只为富室子弟服务的弊病,指出“工农商皆为孔教之人,苟专心向道,皆能同于圣人”。并且把各乡是否办学,做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主要内容,凡乡级不设学堂者或子弟不入学堂则施于处罚。

刘光贲因积极支持康梁变法,当时被称为南有康有为,北有刘古愚。变法失败后,刘光贲被革职崇实书院山长职务,此后他退居礼泉县九山下的烟霞草堂(即复幽学社)继续从事讲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陕甘总督崧锡俊邀请刘光贲赴甘肃讲学,他念及“秦陇一家”,为了消除边地种族之争,融合回汉,同施教化,共御外侮,欣然应邀前往,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为普及民众教育,开设地方学校,培养师资等,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同时,又主张发展西北畜牧及毛纺制革事业,堵塞毛皮原料外流。把全部心力用于毗邻甘肃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开发事业,他自谓“国事至此,敢惜身乎!”但因过渡疲劳,于当年九月病逝于兰州,时年六十一岁。其主要著作有《立政臆解》、《学记臆解》、《大学古义》、《孝经本义》、《论语时习语》、《烟霞草堂文集》等。

作为爱国教育家的刘光贲,他的教育救国思想虽不能实现,但确也为社会造就了大批有用人才,他的主要弟子有:于佑任、杨松解、张季弯、冯孝伯、王授金、杨西堂、朱佛光等。这些弟子在陕西乃至西北军政文化教育界,均起过一定的作用。

刘光贲从事讲学和社会教育,三十年如一日,勤于教务,教书育人粗衣淡食,一丝不苟,养成了他性格刚毅至诚,平易近人。但又敢冒犯权贵,严峻自持,确是一位思想开明,品学并重,热爱祖国而值得纪念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相关事件

刘古愚>他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他是于右任、张季鸾、李仪祉等人的老师,他是西北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1843年他生于咸阳秦都区天阁村一个生员家中。

他出生时国家和陕西局势动荡不安,父母因之早丧,使得他穷困潦倒,辗转乡间,晚上磨面,白天卖馍,聊以果腹,但是他随身带书,不肯废学。

1865年他考上了府学生员,领到了政府发给的学费,生活才稍稍有了改变,他很快到了西安,在关中书院求学期间,他的学业极为优秀,浓厚的关学学风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可喜的是,他在这里结交了莫逆终生的两位挚友李寅和柏子俊。

肄业后不久,他就到李寅家设馆教其子李岳瑞。李岳瑞是陕西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在维新运动中,正是由于他和宋伯鲁的帮助,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才能够直达中枢。

1875年刘古愚和柏子俊的学生赵舒翘共赴乡试,中举后翌年赴京师不举。

这一生唯一一次东出潼关,沿途所见所闻彻底扭转了刘古愚的人生航向,体会到当时的严重形势后,他遂绝意仕途,潜心研究有补于时势的实际学问,在陕甘以教学为己任,开启民智,直到病逝。

1903年他卒于甘肃大学堂,在人世间整整一个甲子的年限中,他饱经忧患。

喜欢数学

今天看来,刘古愚算得上是普及全民教育的典范人物。他十分重视义务教育,自筹资金,在家乡周围办了6所义学,要求小孩从8岁起开始上学,女子尤其要“读书识字”,不然怎么能够培养后代呢?

在维新运动之前,刘古愚在位于“天下县、泾三原”的味经书院一待多年,“味经书院”在近代陕西以倡实学而著名。刘古愚到任后,把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抬高到与经、史、政、道并列的地位,尤其是数学这一“秦中绝学”因他的讲授,在西北地区迅速流传开来。张鹏一在《刘古愚年谱》中说:“陕人多精几何,明测算,师所启迪也。”

以地方教育机构办实学,刘古愚在近代史上应坐头把交椅,起码比谭嗣同的“浏阳算学馆”要早十余年。刘古愚在李寅家刚接触到数学书时,如痴如醉,连看三天三夜,累得吐血,之后更是手不释卷,勤于钻研。他的数学水平有多高,从他学生们的成就中可见一斑。

他在书院里筑造了一个观象台,置学生成安、张遇乙制造的经纬仪于其上。让他的学生、吴宓之父吴建寅编著了经伟仪的具体用法,以利于同学们实习测算。他的学生张秉枢还编著了《代微积拾极补草》高等数学,拿给刘古愚看时,刘古愚大喜过望,连赞“吾乡人士才智不必尽出西人下”。

在其影响下,一批数学类著作纷纷出笼。刘古愚的一些学生还随当时的陕西布政使测绘了陕西地图。礼泉、三原、泾阳等县兴修水利时,还帮着测绘了渠道。由此不难想象,刘古愚的学生李仪祉日后在三秦大地上大修水利的源头即在此处。这一批实用性人才为西北开发立下了荜路蓝缕之功。

推广图书

作为一个京兆书生,当时令刘古愚最苦恼的是没有书看。连年战乱使得陕西书籍匮乏,价高质差,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和好友柏子俊创办求友斋,设“刊书处”。

1887年,在陕西按察使支持下又设售书局,这种官绅联合售书之举在陕西亦属首倡,缓解了缺书局面,也为味经书院争得了六七千卷书,改善了教学条件,刘古愚主持味经书院刊书多年,后来成立了味经官书局,以金陵书局等为榜样,试图把印刷业推向机器生产。

刘古愚由于贡献突出,曾多次受到清帝表彰。在《清末陕甘概况》一书中,有一则清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的上谕。在这份通令嘉奖中提到:“国子监学正衔举人刘光贲(即刘古愚),著赏加五品衔……名列第一,后面还有他的学生。”

刘古愚刊印了大量的文史和自然科学书籍,使地处内陆的学子们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康有为的《桂学答问》、《强学会序》,梁启超的《幼学能议》等很快面世。据李泽厚先生研究,严复《天演论》的最早木刻本是1894年或1895年陕西味经售书处刻本,这是未经修改之初稿样本,与以后版本文字不同。

刘古愚还要求他远在京沪的学生们定期寄送报纸,以便及时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些书报给地处内陆的陕西送来了思想的曙光,埋下了思想启蒙的种子,之后武昌起义,陕西才很快打响了响应革命的第一枪。

刘古愚的学生中,后来成为辛亥革命元老、一代报人的于右任,被毛泽东誉为“摇着鹅毛扇,到处当座上宾”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等能在新闻事业中取得骄人成绩,也无不受到其恩师的深刻影响。

教育救国

年轻时期的刘古愚从自己的老师黄彭年身上获得了“正能量”。黄彭年是晚清著名的学者、政治人物。其思想主要涵盖儒学、方志、教育、文论等方面,颇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

历史上,黄彭年以《选将论》而为人称道,这也是近代文人论兵的典范之作。早在咸丰初年,黄彭年随父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同治初年又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石达开部。身为文人,黄彭年却重视学习西洋学术、政治、军事,而这一点也影响了刘古愚。

据《刘古愚年谱》载:1894年他完成了《壕堑私议》,发明了成序列、成规模的壕堑,用来对付西洋之火炮。1895年刘永福在越南与法国交战,运用类似方式,打败敌军。

清光绪二年的春试中,33岁的刘古愚落第,从京城返回陕西途经保定时特意去拜谒他在关中书院的老师黄彭年,当时的黄彭年在保定莲池书院任教。久未谋面的师生二人坐在莲叶何田田的莲池边,促膝彻夜倾谈中西之事……就在那个夜晚,刘古愚找到了他一生的理想——教育救国。而他现代激进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与理论也正是在这种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日臻形成的。

陕西、甘肃等地的新教育都是由刘古愚而始。在甘肃高等学堂创办几个月后,刘古愚就准备实施他的实用、实学、实业的办学方针,在陕西书院教书时,他就曾决定集股聚资二十万两,在陕西创办机器织纺公司,还派遣门生去上海准备采购织布机器以及学习机器织布的工艺过程。但终因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响应入股者人数太少,资金不足,终未办成。就在他准备恢复左宗棠购置的毛纺织机器,纺织毛毡呢羽一类织品的时候,最终客死他乡。

刘古愚的教育实践已经走到中国现代教育的门槛,他于1903年8月逝世,次年清政府颁布了第一个现代学校制度。

筹办工业

在维新诸活动中,刘古愚准备兴办纺织等实业,他也因之成为陕西近代第一位平民身份筹办工业的人。他派学生陈涛等带上他的《致张之洞书》南下江浙考察,此事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是他的一些利民之举至今仍在流传着,每当棉花收获季节,一些老年人往往会向后代讲起刘举人。

他虽手无寸铁,却矢志富国强兵。在加强军事方面,他提出《壕堑战法》和《河套屯田》的思路,但是无奈之下,“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刘古愚苦闷至极。正在这时,他那些不断往返的学生们首次将诞生于中国东南的新鲜空气透进了三秦大地,也给他带来了康、梁发起维新运动的消息。

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在他支持下,1898年,他的及门高第多荟萃于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和策源地——北京。这一年,刘、康二人也通了他们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书信,探讨政事与学术。康有为称刘古愚是“海内耆儒,为时领袖”。梁启超誉刘古愚为“关学后镇”。

南康北刘

15岁的张季鸾第一次见到刘古愚时,是在1902年的秋天。几个月后,刘古愚受到陕甘总督崧蕃的邀请,离开陕西咸阳老家,挈妇将雏,来到甘肃兰州出任甘肃高等学堂的第一任总教习。

从榆林老家来到几百公里外的咸阳,张季鸾就是奔着他人口中的“吾省有大师刘古愚先生”而去的。多年后,张季鸾在一篇《烟霞草堂从学记》的文章中回忆,刘古愚先生受聘甘肃后,当时“门人争欲行,而先生于王君章之外,特许余随侍”。

在清光绪壬寅年的一个寒冬的早上,张季鸾和他的诸位师兄送别老师,他们跟着刘古愚乘坐的车马,走了一城又一城,而那一刻车上的先生早已是泪满衣襟……

后来成为中国著名新闻学家的张季鸾回忆其在烟霞草堂求学的经历时写道:“先生酒后谈国事,往往涕哭。常纵论鸦片战役以来至甲午后之外患,尤悲愤不胜。”

戊戌变法失败后,身为陕西维新变法领袖的刘古愚退居故里,在地极清幽的烟霞草堂讲学。这时候的刘古愚不再是维新革命时期大名鼎鼎的“南康北刘”,而只是求学少年张季鸾眼中那位爱哭的先生。

任职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毕诚教授算得上是早期研究刘古愚思想的国内学者,1988年博士毕业的他接受了一项颇有点神秘感的任务:鉴定一部全是复印的繁体字书稿,而作者就是刘古愚先生。

在毕诚看来,33岁赴京试第失意的刘古愚也曾怀有仕途救国的梦想,最终绝意仕途,传播维新思想,无不与他所受到的影响和经历有关。

23岁时参加童试夺得秀才第一名后,刘古愚进入关中书院就学。关中书院保留宋代张载创立的关学传统,学子们无不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情怀熏陶。

毕业后,刘古愚又历游京城、保定和兰州等地,不仅接触到一大批有志社会改革的学者,包括康、梁等人,而且他积极热情地投入到当时中国变法大潮中,毫无保留地吸收了西学的科学民主精神。

强烈的救国意识和知识分子使命感,应该说是催生刘古愚维新思想的关键要素。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面对日蹙的国势,维新者刘古愚曾长期痛哭不已,双目一度几乎失明。刘古愚也差点成了“刘瞽愚”。

戊戌变法中,刘古愚遥望北京密切关注局势。京官宋伯鲁、李岳瑞积极支持康有为变法主张。康有为的许多上书就是通过宋伯鲁直达光绪帝的,李岳瑞则在光绪帝与康有为之间充当信使,他还把慈禧拟捕康有为的消息以光绪密旨传达给了康有为,使康梁能够及时脱离虎口。

坊间,关于“南康北刘”的缘起,多言刘古愚的大义凛然。变法失败后清廷在全国缉捕“康党”,李岳瑞、宋伯鲁被罢官回乡,好心人来劝刘古愚赶快避祸,刘厉声答曰:“国事如此,吾死国难,幸何如之,何言逃也。”

这一夜,他和学生梁海峰在书院里煮酒待戮。边喝边谈论着听来的消息,说到激愤处,刘古愚酒杯掷地道:“如某某果死,吾不独生,康党吾承认,愿应罪魁也。”当时的陕甘总督因为知道他的为人,以“保全善类”没有开罪于他,刘古愚才得以保全性命于乱世。

之后他隐居礼泉烟霞草堂授课,1903年以多病之躯远赴甘肃,弘道甘陇士林。

再传弟子

一代哲人虽逝,但精神长留后世,在于右任等人身上发扬光大。他的再传弟子中,则出了一批习仲勋、杨明轩一样的共产党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文科方面卓有成就的吴宓和在理科方面颇有建树的杨钟键。

“中西会通派”代表人物吴宓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学者和诗人。他的生父、嗣父、姑丈、姨丈等人均曾就学于刘古愚。他曾回忆说:“咸阳刘古愚老夫子,为关中近世大儒,近数十年中,吾陕知名人士,无不出其门下。宓儿时曾获拜谒……”

杨钟键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与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曾参与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其家学渊源也来自刘古愚。在《回忆录》中他说:“我父从陕西大儒刘古愚先生游,其一生思想与学识,得之于刘先生甚多,刘先生对清朝八股不满,我父在刘古愚门下即持革新论。”杨父创办华县咸林中学,兴办教育提倡实学,深深影响了杨钟键的一生。杨钟键曾一度出任西北大学校长。

精神信仰

年过花甲的刘耀明是刘古愚的玄孙,小时候就从父亲和爷爷口中听过不少曾祖父的故事。

他听说了梁启超来拜祭曾祖父时曾泪流满面;还听说了在西安碑林旁边的“刘子祠”当初是于右任、邵力子这些曾祖父的学生出资出力修建的;也听说了曾祖父在甘肃高等学堂时,教国学的他却担负着批改学生算数的工作,每天晚上,一壶小酒陪伴下常常至天亮。

“村里人每年清明节都要去曾祖父的墓前祭拜,在这里,他像神一样受到敬重。”刘耀明说现在刘古愚的墓地已成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刘古愚的维新主张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实现不了的。但是,诚如他的弟子所颂扬的:先生往矣,其精神毅力,乃与长宙大宇相弥伦。

刘古愚从事讲学和社会教育,三十年如一日,勤于教务,教书育人粗衣淡食,一丝不苟,养成了他性格刚毅至诚,平易近人,但又敢冒犯权贵,严峻自持,确是一位思想开明,品学并重,热爱祖国而值得纪念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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