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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2014-06-13 10:06  兵马俑在线  字号:T|T

张学良,男,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汉族,籍贯辽宁海城,祖籍河北大城。1901年6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2001年10月14日在美国去世。陆军一级上将,曾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周恩来对其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另外他风流倜傥,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中东路事件、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热河战役,直奉一.二战。

张学良

人物简历

1919年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一年后毕业,在张作霖手下任职,并迅速得到提升。1928年6月4日,自皇 姑屯事件其父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继任为东北保安总司令。

在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共产党曾提出释放张学良,未获蒋介石同意。后国民政府撤往台湾,蒋介石将张学良转至台湾继续软禁。

在台湾,张学良被软禁在台北北投居所,过着软禁下的隐者生活。张学良原配夫人是于凤至,因病去美国就医,张学良在长期的幽禁生涯中得“赵四小姐”赵一荻的陪伴。他于幽禁中信奉基督教,但按基督教教规只能一夫一妻,1964年于凤至主动提出离婚,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结婚。1975年,蒋介石逝世。1988年,蒋经国逝世。

1990年起张学良逐渐得以恢复人身自由。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

2001年10月14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Straub Clinic & Hospital)医院病逝,享寿101岁,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将军。

对于张学良虽然活命良久,却从来没有回过大陆这个问题。答案有的归咎于身体原因,有张晚年归信基督教的信仰原因,也有归咎两岸的政治原因。对于两岸政治因素一项,有人认为张学良不想表态偏向两岸中任何一方的政权。

东北易帜

1917年在其父张作霖军中服役。1919年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一年后毕业,在张作霖手下任职,并迅速得到提升。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张作霖被炸死后一星期,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同年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中原大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史称中原大战。此时,手握重兵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竞相争取的对象。反蒋派于4月1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9月反蒋派成立北平国民政府后任命张为国府委员(共7人)、承诺政府一半的部长职务为奉系人员担任,最后战事不利时又许诺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让与东北军。蒋则也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6月21日),许诺平津地区的军政、财权均归张掌握,黄河以北地区全由张节制,还任命张部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又以数千万元巨款收买。应蒋请求,英、法驻华公使也出面对张施加压力。

张学良在双方矛盾之初,于1930年3月1日发表《劝告蒋阎息争通电》,表示“邦家多难,非息争不足以图存”,声称自己中立并调停劝和。为表示中立,拥有东北兵工厂的张学良向交战双方都出售武器。但实际上张学良却逐渐较为倾向蒋介石,张与蒋的代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很亲近,对阎、冯等人的代表则较为冷淡。不过由于奉系内部对是否介入中原大战以及帮助哪方有诸多分歧,张学良并未下定决心入关助蒋。

随着中原战火日益扩大,交战双方都极力拉拢张学良,一时间,张的官邸要人如织。7月2日张学良以养病为由,避居葫芦岛一个多月。7月下旬,冯玉祥决定在陇海线发动总的攻势,以配合晋军夺取战略要地徐州。但由于阎军配合不好,冯军给养不足,未能如愿,南方桂军又中途受阻,回师湘桂边界。蒋介石趁机调动援军增强陇海线防务,反蒋力量处于劣势。当时张学良分析,如果蒋介石部队夺回济南,那么蒋在中原大战中将获胜的局势就基本明朗了。至此,张学良感到摊牌的时机已到。7月18日张学良密电张群:“弟拟暂不返省,刻已派车迎岳军(张群字岳军)兄来岛畅谈, 耀(方本仁号耀庭)、铁(指吴铁城)两兄如能同来,尤所祈盼”。吴铁城、张群来岛后,张学良向他们表示:“蒋军如果夺回济南, 就可以考虑出兵”,但仍不肯表示具体出兵时间。8月初,张学良从葫芦岛到北戴河,进一步观察时局变化,把握着出兵时机。8月中旬,蒋军攻取济南,反蒋联军出现无法挽回的败局。张学良感到出兵时机已到,8月30日,张学良致电张作相、万福麟:“良于卅日返省,现有事待商,希即来沈为盼。”8月30日,张学良返回沈阳。9月10日,张学良在北陵主持召开东北最高会议。在会上张学良详细阐述了他决定出兵华北武装调停内战的原因。他指出:第一, 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须国内统一,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支持了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内的统一;第二,扩大会议内部派系多,分歧大,阎冯反复无常,不能成大事;第三,蒋介石亦系一阴谋野心家,对东北无特殊关系,如想搞垮东北会不择手段,为防止蒋介石继续分化东北军,只有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第四,蒋军已攻下济南,“应实践对蒋的诺言”。张学良的精辟分析是经过数月冷静思考后得出的,其有理有据,使一向反对出兵的张作相也无话可说,与会者一致同意张学良的主张。应该说,张学良做出拥蒋入关的决定,既是维护自身所在的奉系集团的利益,又有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心的考虑。

1930年9月18日, 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不失时机地出兵华北,10多天时间,东北军即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占领。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联电张学良,表示接受和平解决。随后,阎、冯联袂下野,晋军、西北军分别为张、蒋收编。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成了一个大赢家。张在中原大战胜负已分时入关,未受到任何损失,他却不仅在战争中靠卖军火和索要军费发了一笔财(张部一入关蒋即发开拔费500万元),还于战后获得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的地盘,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一部也归张指挥。政治上张学良还获得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位,成为蒋介石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其部下也有多人进入南京中央政府。中原大战后的张学良,实力和声望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

但是,因为处理中原大战的善后事宜,张学良对东北事务的精力被分散;而且中原大战后入关的大批东北军没有回防,1931年张学良为了讨伐石友三又再度征调部分东北军精锐入关,导致了东三省兵力的进一步空虚。这些都给图谋东北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正好是张学良入关的一年之后的同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少壮军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在南满拥有铁路特权的日本和长期处于内战状态的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升高了。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6日张学良又致电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是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没有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9月19日,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9月22、23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要求“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事实上默认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并退守锦州。

在“不抵抗政策”指导下,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寄希望于国联,但到10月24日,国联作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而日本不但不加理会,反而于11月进攻嫩江黑龙江守军,日本野心已暴露无遗,张学良自谓:“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张学良文集》p530)但在嫩江桥战役中,当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时,张学良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p171)。

江桥抗战,马占山可谓孤军奋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学良驻锦州队伍毫“无战斗准备”(《晨报》1931年12月6日)。江桥战斗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上海救国联合会说“黑省马军,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学良未能拨援”(《申报》1931年11月23日)。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同上)。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申报》1931年11月24日)。

南京政府在认识到日军必将占领东三省的野心和国联的软弱后,逐渐改变政策,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

而11月锦州事变中,张学良仍未下抗日决心,而是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顾维钧于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辑》p244)。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军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后,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1932年日本策划的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数千万民众开始遭受日本长达14年之久的残酷统治和掠夺。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不抵抗政策”真相

过去长期认为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蒋介石之“不抵抗”,则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日记表明其迟至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

张学良在东北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5年4月,蒋为削弱张学良军力,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但却遭到挫折,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

1936年4月,张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时,中共的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时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都主张释放蒋介石。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部以亲日派何应钦为首,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武力解决。

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讨逆”决议,由何应钦任“讨逆总司令”,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兵发潼关;并派飞机先行轰炸了渭南、富平、三原等地。何还给在意大利养伤的汪精卫打电报让其“速归”。相对于何应钦的武力讨伐,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则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奔走游说,为营救蒋介石积极活动。

17日,中国共产党应张学良邀请,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中共党内也出现过“杀蒋”与“放蒋”的意见分歧,在延安已经搭好准备公审蒋的台子,但后来又转为主张放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共是出于统战目的,因为即使杀蒋,并不会对共产党有什么实质意义,反而有可能使何应钦等亲日派上台,那样的话,无论对中华民族还是共产党本身都是有害无利的。

22日,宋美龄等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并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

24日,蒋中正口头答应了六项协议。即: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张学良见蒋介石接受了谈判条件,怕夜长梦多发生危及蒋性命的变故,即力排众议,决定无条件放蒋。

25日下午,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送蒋介石及宋氏兄妹上飞机,同时为了维护领袖威信,自己亦随同护送蒋回南京。飞机抵达南京后,张学良即被军统特务监视。

29日,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达了法丙字第17087号命令,委派李烈钧为军事法庭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审判。

31日,军法会审判决“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1937年1月4日下午,张学良又接到国民政府发布的特赦命令:“经国府委员会讨论,一致决议接受蒋委员长请求,张学良准予特赦,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宋子文陪同张学良出席军法会审后曾说:“审判是走个手续,5天后汉卿保证回西安。”然而事实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即长期监禁。张学良自此失去自由。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1941年5月张学良转囚贵阳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区距离很近,不久很多贵州人都知道张学良关在麒麟洞,于是在1942年2月把张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1944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不久之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1947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中国也由此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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